河南省渑池县委书记谢喜来被查

本文的研究主要是一种理论上的努力，会关注具体的司法政策，但限于篇幅不可能对此段时期每一个司法政策都有涉及。

如此，系统论法学通过自我描述与异己描述的区分使法的自主性之悖论得以展开。于是，在对法律的描述上，法理论出现了两种描述，一种描述是肯定法的自主性，另一种描述则是否定法的自主性。

法教义学则关注法律实践的规范维度，如法律规则和法律体系。在人们的体验和行动中，这两种预期的分化会形成不同的预期结构即预期的预期，如认知性-认知性的预期，认知性-规范性的预期，规范性-认知性的预期，规范性-规范性的预期。现代法治要求司法具有独立性和自主性。司法裁判直接影响着社会公众对法律规则的认同和接受。从法律现代化角度来看，现代法治不仅是规则之治，而且是司法之治。

二是审判主义与调解主义的差异。法律的统一性涉及法律与非法律的界限，一旦法律的界限被模糊或被突破，法的自主性将面临挑战。对犹太人执行残暴行为的人并不是那些党卫军的骨干分子或者纳粹党成员，而是普通的德国人，就像是《朗读者》中的汉娜，她根本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党派意识的普通工作人员，或者如《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布鲁诺的纳粹党人的父亲那样，当他得知自己的儿子可能被清理时，人性才再度恢复，处于一种由悲痛带来的几近疯狂的状态，或者像德国电影《窃听风云》中的特工魏斯曼那样，他为了帝国做了很多的事，当然他最后用人性战胜了社会的机器式的指令，帮助了剧作家德莱曼及其女友。

[23]神性的国王崇拜，使得巴厘的权力斗争不是财富的斗争，而是一种竞赛式的夸示不断扩张的过程。原始的这种温和的和潜伏的暴力对于支配着来说是非常昂贵的，他必须通过收礼等其他方式收回物质财富。[17]这种诉诸上天、宗教的活动要经常有，或者极具震撼力，如此才可以使民众心存国家。换句话说，越是安定的社会，理性的统治越可以实行，但是在一个变化剧烈的社会，激情就会以各种形式展现出来，国家庆典是给予人们确定性和认同的重要手段，当无法通过这种形式实现时，民间宗教等非官方的替代机制就会兴起，但是这对国家的治理的影响却是难以预料的。

[37] 格尔兹，1999，第160、161页。[47] 圣·奥古斯丁、卡尔文等人的压制方法不现实，和亚当·斯密等人的试图转化激情的看不见的手之类的理论不能告诉我们怎样使激情（passion）变为道德（virtue）。

这造就了人类学对启蒙主张的最为重要的内容，它对于文化相对主义的承诺，多少是有些问题的。[⑨] 尼加拉是塑造印度尼西亚文明之基本特征的制度之一，其本义是城镇，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描述的是古代文明，是由传统城市、城市所孕育的高等文化及集中在城市里的超凡政治权威体系组成的世界，与德萨（乡村）相对。[⑩] 人类学的深/厚描（thick description）使得我们可以看到现代政治兴起之前的权力运行状况，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对十九世纪巴厘岛剧场国家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他试图对传统人类学认识论进行批判，展现不同于西方正统理论中的政治与国家理念。从其他的人类学研究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巴特对斯瓦特巴坦人的研究表明，20世纪50年代时，阿富汗斯瓦特地区的权威有两种，其中世俗领袖的权威处于流变之中，不存在固定的从属关系，人们会依据利益随时变节，故而首领之权威依赖于其可否为族人带来好处：土地、金子、荣誉等等，首领在庇护追随者的过程中，需要耗费大量财富。

[66]布迪厄反对以外部的视角来解读神话——陷入一种原始愚蠢境地，他认为仪式的实践逻辑在于向自然世界表达一种意图、希冀或愿望，类似于一种集体自救。第三是在执政、体制、支配、控制等意义上表示治理。[41]这种关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服从者要获得即时的好处，因为他们不会预期今后的福利。现在西方国家依旧庆祝圣诞节便是明证，尽管西方是我们所认为的科学最为发达的地方，尽管早在尼采时就宣称上帝已死，但是人们还是会给自己塑造一个神话，否则无法生活于这个多变的社会。

古朗士直接从宗教出发来建构一整套的城市国家的政治运行逻辑。[28]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近代国家的兴起主要是在神圣罗马帝国崩溃后，各种政治组织形式——帝国、（民族）国家、城市共和国、邦联等——在竞争过程中出现的，这样便是将现代国家兴起的国际背景展现出来了，而本文主要关注的是从人类学的视角的内部分析。

尽管格尔兹提倡按照意义而非功能去理解文本，但本文在借助人类学研究的时候，难免要将戏剧性的象征形式放到现代学术语言所构成的显微镜下，通过这种抽取和剥离，展现一个不失要点和尽量真实的剧场国家，并突出格尔兹的重点，即庆典等国家的戏剧化形式如何与权力、控制、暴力等等和谐统一。[美]弗兰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及其最后之人》，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页。

[74] （一）真实个人的再现 人类有两种需求——激情与利益，现代政治满足了后者，使得激情在现代莫名涌动，如何解释社会的各种现象？这里需要引入本文的另一个主题——对人的基本假设——才能解释，人是原子化，还是群体的、社会的？由于认识能力的有限，我们不可能完全地认识自然，人类会感到不安和焦躁，所以最可行的方式是塑造一种权威，来终结对外在暴力和内在精神世界的争议。以古代中国来说，理想情况是天下为公，但是这种情形只在尧舜禹时代存在过，君主制下如何获得正当性？从汉朝开始，君主即位礼仪其实就有两层含义：天子即位和皇帝即位。[⑦]但是仔细观察我们的社会，当下似乎又进入了一个激情的社会：国庆庆典中的感情宣泄，每一个节日背后的购物狂潮，宗教节日的复兴，甚至2012末日说这样一个几乎没人相信的预言也被塑造成了节日……人们在这狂欢和节日背后试图寻找什么？[⑧]建立在理性经济人、社会契约假设之上祛魅的现代国家不能安顿人们的心灵，被启蒙的个人常常要回归到冲动之中，时常希望感情来取代一下理智，只有通过这样一次次的回归，才能体会到真正的存在。原始社会中的图腾，各种的多神教崇拜，逐渐被建制化后，成为巫术、宗教……如果我们每次都去诉诸生活世界的意义，那么社会成本必将会加大，以致无法承受。这第三种含义是最后得以发生的，但是如今这层含义笼罩了这一词汇，成为了最被人关注的含义，使得我们忘却了对高等权威的多层本质的确切理解。六、余论：如何在现代社会中安放激情？ 当我们打破了宗教、传统的安顿心灵的机制时，是否在现代社会中提供了一个相应的机制？就像上文所说，激情必须要找到出口，如果国家不能提供手段，那么它就会转向宗教等影响未定的途径。

[64] 关于物的政治化，可参见拉斯洛，盐与政治，载氏著：《盐：生命的粮食》，吴自选、胡方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86-131页。（一）宫殿：神俗二分的集中体现 神权统治的一个重要特色是要将国王与民众分开，分得越开，对比越强烈，民众对国王的神圣性就更加认同。

[54]当国家沦为赤裸裸暴力，个人服从国家只能是因为理性计算的结果，而不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认同。[85] 同上注，王铭铭文，感谢益西央宗对此段文本的解读。

[63]权力具有一种自我复制的功能，它会将触角伸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使得本来无色的物被政治化了：如果盐很重要，就将它国家化，如果玉很重要，那么就要构建一种由权力主导的话语。震撼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33]典范领导权的雄心越大，支撑的政治结构就越是脆弱，此时它不得不依赖于联盟、诈术和虚张声势：因为受展示性国家的文化理想的牵引，君主们需要不懈地扩大自己的人员动员能力来举行更大规模的庆典，但是这联盟等政治组织方式正式在分化统一的权威。初稿于2012年平安夜 * 本文是参加赵旭东教授于中央民族大学开设的法律人类学课程的成果，得到赵老师的悉心指点，没有与赵老师数次从民大徒步回人大路上的交流，也就不可能有今天成型的文章。[39] 格尔兹，1999，第45页。[65] 格尔兹，1999，第12页。

因为利益是不会说谎的（Interest Will Not Lie），进而所有行动都可以用利益作为指标，利益成为了道德领域的普遍律法。简单地讲，以往的那种基于个人内心的激情现在又重新出现在前台了。

心理学的研究也证明了庆典的意义，就新中国成立60周年庆典而言，通过对北京大学两组学生（作为志愿者的参与者与为参与者）的对比分析、研究表明，庆典提升了个人的志愿意愿、生活满意度、个体自尊以及国家认同感，进而激发了个人的积极情绪。同前注51，马尔库塞书，译者的话，第6页。

[17] 参见[日] 渡辺信一郎：《中国古代的王权与天下秩序：从日中比较史的视角出发》，徐冲译，中华书局2008年版，尤其是第五章。如果这种精神的权威不能保证有狼子野心之人服从，那么君主就会被推翻。

现代政治似乎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在于忽视了个人的感情上的意义，将人当作是原子化的个体，如此的后果是可怖的，要么使得被独立的个体心无所托，要么使得在整个国家面前丧失了自己的价值。通过对服从者的馈赠可以给统治者带来一种无形的资产，这种象征资本迟早会转为物质财富，因为统治者需要收回物质财富以支持上述循环。正如前面所说，传统的统治-服从关系也是建立在互惠的基础之上的，原始社会中的头人会通过款待贫困者来维持其支配着的地位——并非基于暴力，而是基于一种互惠关系的温情脉脉的关系。进而这种财富的流转环节就难以持续，必须靠外部的财富注入方可维持此种非生产性的关系，古罗马的竞技庆典的维持依赖于海外殖民，如此才可以在罗马城这样一个极少生产的地方维系巨额的消费，当这个链条断裂，竞技庆典反而加速了其崩溃。

[45] 施特劳斯认为，霍布斯之所以采取了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构建其理论，关键不在于受到物理学进步的影响，而是他早已有的目的。在与西方人接触时，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实用主义的，他们更多时候是不图回报地做一些事情——违背理性的经济计算的，如他们会找到各种借口组织一个party什么的。

行文至此，我们看到了两个回归运动，对于社会运行来说，前现代的政治下，激情通过庆典、仪式彰显，国家在无政府的状态下，以庆典等形式平滑地运行着，而现代政治消解了激情，利益考量成了订立社会契约组成国家的基础，但是这种祛魅的国家无法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激情再度回归。至少可以说经济的资本主义化所可能带来的问题就是激情的消退了。

[12]此处需要明晰庆典与激情的关系：现代社会中人类心灵的要求无法再由宗教或传统提供，但是单个人根本无法提供比面包、牛奶更多的东西，所以只好求助于群体。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增订版），吴叡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